從1960到2016年：化南新村未完結的故事
文 /照片：廖湘婷
編輯/修正：陳淑美、苑舉民、王曉敏
圖：從化南新廈眺望化南新村
住在水泥叢林中的我們，可能很難想像打開房間窗戶，迎面而來是一片兩層樓高、清水紅磚的建築群落，各種綠樹錯落點綴：楓、櫻、尤加利、芒果、愛玉樹…….微風徐徐吹來，嘰喳鳥鳴傳遍，二到六月期間還能看見臺灣藍鵲，帶著長長小尾巴飛翔。這是書房在化南新村正對面的陳淑美近年來常看到的景緻。
有點夢幻對吧？感覺不像是都市會發生的事，但這場景卻真實不過。也因為如此，或許我們就不難理解眼前說話慢條斯理又溫柔的陳淑美，儘管不住在化南新村，卻為了化南新村的保留而散發出那種不可妥協的堅毅態度。
1960年代，政治大學以興建法學館、商學館與健康中心為由，向木柵農民們徵收土地，最後沒有依照徵收目的興建教學大樓，而蓋了化南新村，作為當時教授們的職員宿舍。由於是公教眷舍，化南的房子蓋得多半樸實、不鋪張，頗有文人雅士採菊東籬下的超然，但使用的建材與施工良好，極為堅固，甚至家家戶戶都有抽水馬桶的設施，在當時來說可是極為少見。現為臺大哲學系教授，從小在化南新村長大的苑舉正教授，曾說起一件趣事：有次他去參觀胡適故居，有人問1960年代臺灣哪個人家裡會像胡適故居有抽水馬桶？苑教授便舉起手說：我從小住化南新村就有[註一]。可見當時化南設備的先進，也可知當時政大為了讓教授們安心作育學子，給教授一個安身立命舒適之所的禮遇。
圖：曾經有不少大師級教授居住於此巷，因而被稱為化南新村的「文學之路」。
作為教授宿舍，不少大師級人物都曾住過化南新村：創立政大中文系、所，就讀過北京大學的經學家熊公哲，在化南新村的故居就有一棵與他一樣氣勢磅礡的印度橡樹，橡樹的氣根如今生長的盤根錯節，就怕再不處裡就要把房子給毀了；後邊巷子還住了對中國詩詞曲研究精通的曲學大師盧元駿，故居血桐樹高大壯碩，令人想起李後主詞「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的優美詩意；同一條巷內國學大師劉太希故居則有青楓與櫻花樹，都是能書能畫的國學家入題之樹。也因為這些大師，這些小徑被萬興里里長詹晉鑒譽為有如京都哲學之道的「化南文學之路」。
圖：僅存的斷垣殘壁與後方紀念碑
圖：熊公哲故居的印度橡樹
住過化南的人還不只這些。經歷過澎湖713事件的苑覺非先生（苑舉正、苑舉民教授的父親），帶著流亡的山東學生至臺灣落腳，而化南第一批住民中，還有現在政大的四維堂的籌資者之一、已故財稅系的張則堯教授，他也是現任閣揆林全先生的老師。張教授遺孀梁錫純，今年已經94歲，認識她的人都稱呼她張奶奶，是那個時代的住戶中，唯一一位現在還住在化南新村的人了。
圖：現今唯一的化南老住戶張奶奶，在化南新村已經居住超過半個世紀。
照片來源：紀錄片《化外之南》
“四十年前這裡住得滿滿的，有房子就有住戶，現在是有房子沒住戶，只剩我這個釘子戶。”
紀錄片《化外之南》的開場白，就是張奶奶說的這句話。在化南住了超過半個世紀，身體還十分硬朗的她，原本以為可以在化南終老，不料政大因為增建法學院新館的需要，又重新將矛頭指向化南新村，打算將化南新村拆建成法學院新館。
《化外之南》紀錄片
“我活了九十多年，我在這兒住了半個多世紀，住了五十多年，幾乎可以說人生一大半在這裡。我只有禱告求主，讓他們強迫我搬之前，接我回天家。我就生於死，死於斯。”
這是張奶奶在收到化南要拆除時的搬遷通知時，內心的想法。
陳淑美其實早在2014年就看到政大張貼化南新村拆除的公告，公告就貼在她每天行走的化南主要巷弄的紅磚前，當時的她每次經過那張公告都很難過，也曾在臉書呼籲大家來拯救化南新村，但總覺是狗吠火車，也不知如何來推動保存運動。直到2015年6月，政大師生在化南拆遷前夕，舉辦了一系列「憶南忘」的活動，利用化南新村的空間辦展覽、活動、講座，想要藉著活動，讓大家與化南好好說再見，這樣的無心插柳，卻讓一群在地的居民，驚覺到化南真的要拆了，卻又在這個活動的藝文空間使用中，看見化南的生機。
與陳淑美一樣，曾住過化南的老化南居民的苑舉民教授與太太王曉敏也是當時常參加「憶南忘」活動的居民，活動期間，經常與陳淑美在化南新村的展場見面，六月底憶南忘活動結束的晚上，苑教授與陳淑美在化南小公園望著這整片聚落感嘆，想到這樣美好的地方，可能就要消失不見，兩個人便與苑太太一起商量，找一天到萬興里里長詹晉鑒那兒去陳情，請政大手下留情，能聽居民不要拆除的心聲。
圖：化南小公園不但是化南居民聚會聊天之處，也是陳淑美、苑舉民與太太王曉敏討論起化南保存的起點。
去見詹晉鑒里長時，詹里長辦公室已經來了幾個年輕的里民，一個是愛好音樂的小鯊，一個是在化南附近長大的小茜，里長說，她們跟你們一樣，都不希望化南被拆，你們去討論看看吧，大夥兒於是商量著如何進行化南保存的工作，陳淑美建議從瞭解、收集化南資料開始，對化南建築的瞭解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步，苑舉民教授於是找來同在銘傳建築系任教的梁銘剛教授，梁教授是臺灣戰後建築的研究者，曾參與桃園太武新村、清大月涵堂的保存工作，他一到化南，看到化南建築風格、施工及空間等格局，認為十分有保存必要，便進一步整理出化南建築格局、空間、材質等初步資料，加上陳淑美等人對化南人物、生態、歷史等等的研究素材，成為建構化南資料的第一步。學法律的詹里長於是建議：「能夠讓化南暫緩拆除，只有一條路，就是提報文資法」。於是大夥兒便展開進一步的法律途徑。而在提到文資的約略同時，苑舉民教授也以化南新村對面的化南新廈委員會（這兒有很多老化南住民居住）為單位，對政大、市議員、立法委員等人提交保留化南的「陳情書」與反對拆除化南的「連署書」。
圖：2015年六月，政大無拆除執照卻無預警拆了兩棟化南新村宿舍，令苑舉民等人十分緊張，更加緊腳步籌備文化資產提報。
本來政大拆除化南的的日程是2015年年底，「因為時間非常緊迫，而且我們好擔心政大知道我們想申報文資，所以都不敢聲張，偷偷的準備資料，2015年9月提報文資法，申請化南為歷史建築物，11月初，化南新村通過文資審議，成為歷史建物的列冊追蹤名單，得以暫緩拆除。」聽到他們這段經歷，我想像大家秘密開會討論的模樣，暗中聯合居民連署的情景，這才覺得原來文化恐怖份子並不是那麼好當的，第一步得先學會無聲勝有聲，低調再低調。後來陳淑美、苑舉民等與社區的居民開始動員起來，查資料、作簡報，持續訪問化南的老住戶，在他們調查的資料中，身為老化南住戶的苑舉正教授與導演沈可尚，即使年紀相差十來歲，卻不約而同地在口述中提到當時住在化南新村與木柵農地地主小孩之間的階級隔閡。
“我感覺化南孩子當時是很有階級的優越感的，那當然是威權時代的產物。其實那種優越感，很難究責是非，那真的是文化相對的不同。
舉個例子，下雨天，都念政大實小的兩方人馬（化南新村的小孩與政大農村地主的小孩）在政大實小幼稚園前面路口相會，一方是黑皮鞋、帶傘，一方是赤腳、蓋塑膠布，這就是當時的文化結構。”—苑舉正口述 [註二]
“當時化南新村的人都是政大教授職員之子，出門上學都是穿戴整齊、白襪黑鞋，都讀政大實驗小學，一個路隊出去，在目前的政大實驗小學幼稚園的地方，與木柵農村的地主的小孩（當時，也有木柵社區的小孩透過關係，或抽籤等可以有名額念實小）交會，「兩方人馬，身上的氣味截然不同」，化南與木柵農民之子，要在實小玩上一整天，兩方人馬的「氣味」才會混在一起。”—沈可尚口述 [註三]
除了建築全面保留了臺灣戰後1960年代的建築特色，化南新村更反應出當時代眷村式的生活方式，臺籍、外省籍族群相互交融的時代背景，紀錄片《化外之南》有段影片講到吃臘肉的故事令人莞爾。更重要的是，化南新村建於政大創校階段，許多1949年從中國大陸來政大作育英才的教授們，他們也是50-70年代被國民黨政府借重，擬定中華民國發展方向非常重要的學者，如曾任考選部次長的傅宗懋、內政部次長的雷飛龍、國大代表的荊知仁等，不管為學從政，化南這些學者們對中華民國發展史都有許多貢獻，若化南新村這個見證的場域被拆除，對過去歷史的記憶也會跟著拔除。
逐漸活絡的保存活動也吸引了不少政大學子的注意，許多人開始主動關心，甚至跟著參與保存活動，《化外之南》的紀錄片就是由政大傳播學院的四名同學，在課餘之暇協助拍攝。而目前，有關化南若有幸被保存下來，該如何利用的議題，也有法、政相關學系的學生們開始認真研擬討論，替化南思索種種可能性。
圖：朱門紅磚的化南新村
紅磚朱門，是你搜尋化南新村時，最常聽見的敘述。然而政大是否能看見這紅磚朱門底下更深一層的含意？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常以獨棟建築保存的方向思考，甚至容易產生篩選制，「高級官員的房屋才值得保留」，但不論是高官富貴者，或是庶民百姓，兩者若能雙雙呈現，才能顯示出一個時代的真實樣貌不是嗎？化南新村是政大教授的居所，反映了文人眷舍的居住型態與空間，有許多聚落的故事流傳，五十年來從學生與教授一塊學習的熱鬧畫面，慢慢演變到大部分政大人從未踏入、也未聽聞的化南新村，能不能有機會重新打開大門，重現當年學生與教授一同吃飯，客廳即課桌，師生歡聚的情景？有沒有機會重新檢視，它的意義與都市開發的衝突？從1960-2016年，化南新村的故事還在持續中……。
註一註二：為了化南新村的保存活動，保存小組成員正一一訪問化南老住戶的生活經驗並且記錄下來，此資料由陳淑美小姐提供。
「化南人物說化南」記錄之二：苑舉正教授， 2015年6月4日政大憶南忘活動演講整理。整理記錄：陳淑美
註三：「化南人物說化南」記錄之一：沈可尚
2015年5月30日沈可尚導演講演「化南的生活故事」及政大「憶化南活動」「映象化南」的整理。整理記錄：陳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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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感謝陳淑美、王曉敏小姐、苑舉民先生協力修改，並且加入化南保存運動始末的詳細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