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藏巖的故事，要從清朝開始說起，「巖」是當時閩南移民對寺廟的稱呼，寶藏巖即是其中之一。從康熙年間建廟，它在十九世紀後成為公館古亭一帶，泉漳移民的信仰中心。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兩百萬軍民要安置在原本只規劃有六十萬人口的台北，許多沒有官階的低階軍人跟眷屬，只能自力救濟，在政府分派的軍營附近拼湊房舍，華光社區、紹興社區就在這樣的背景出現，寶藏巖亦如此，在新店溪畔的軍營旁自力造屋，形成小型聚落。後來隨著六七零年代，台北快速發展，湧入大量城鄉移民，除了原本的榮民眷屬，寶藏巖廉價的租金也成為移工、移民及年輕學子的棲身地，形成一個多元混雜的聚落。

 

但是這樣的都市生態，並不見容於理性單一的都市計畫。1993年，寶藏巖被公告為公園用地，必須拆遷，但同時期的十四、十五號公園強制拆遷引發了不少負面的社會輿論，讓政府決定暫緩全面強制拆除。隨後台大城鄉所師生進駐，以及OURS跟崔媽媽等非營利組織進駐，協助處理租戶跟日後的規劃。　　

 

2004 年，台北市政府依照《文資法》正式通過寶藏巖聚落全區為「寶藏巖歷史建築」，後來調整為歷史聚落，是台北市首例。其理由是，「公館地區、小觀音山下，寶藏巖聚落為戰後臺灣城市裡，非正式營造過程所形成的聚落，是榮民、城鄉移民與都市原住民等社會弱勢者，在都市邊緣山坡地上自力造屋的代表，有歷史的特色。」從違建物到被肯定價值的歷史聚落，寶藏巖的案例翻轉了我們對文資保存的固有概念。不只是建築物本身的美學值得關注，其承載的社區關係跟歷史脈絡，對都市紋理的了解同樣重要。

 

由一群台大學生拍攝的寶藏巖紀錄片《兩處》[1]提到，保留不是結果，而是一種選擇。爭取保留只是第一步，該怎麼保留才是更大的難題。寶藏巖的異質組成、它在城市的邊緣位置，以及它的草根活力，都讓它吸引了影像工作者的目光，成為多部電影的拍攝地。藝術，會不會是寶藏巖新的出路？OURS小組因此提出「共生藝棧」的構想，並在龍應台擔任文化局長時，確定寶藏巖將往藝術村發展。

 

[1] 《兩處──寶藏巖與嘉禾新村的老屋保存》

目前寶藏巖的規劃為「藝居共生」，分為寶藏家園、藝術家駐村還有青年會所。來往寶藏巖的有住了一輩子的居民、待上一兩年的藝術家、留宿幾晚的背包客，跟停留數小時的訪客，該怎麼平衡他們對空間的需求？從2012年開始的大型燈節，吸引不少人潮，但是來此探訪的觀光客，如何認識居住者的故事而不讓居民感到被窺看[1]？藝術家又該怎麼拿捏跟居民的互動？而當老住戶凋零之後，寶藏巖會不會只剩下藝術村？許多的問題，都還在摸索中。